徐世昌以文人總統倡行“文治主義”，而在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中，曾被視為“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最后他收獲的卻是失望和失敗。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場教育界的索薪運動給一直標榜“文治”的總統徐世昌帶來了麻煩。

　　他也許還會感慨，3年之前就任總統之初，他是如何躊躇滿志地設想著治國的方略。那時，人們對于這位文人總統是報以何等的歡迎，他風光無限之際，其情形竟似深孚舉國殷望。而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煙花般幻滅了。

　　就職與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國會選舉為總統。10月10日，舉行了新舊總統交接儀式。

　　在就職典禮上，徐世昌宣誓說：“惟是事變紛紜，趨于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局，促進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邦之本計。不僅囿于國家自身之計劃，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誠極懇之意，為我國民正告之。”

　　他說，眼前最要緊之事，“僉曰南北統一，求統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內政之外，還當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國家權力之發展、國際地位之保持，亦為國家存亡之關鍵。

　　正如其就職宣言所講，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當時，國人已厭倦了武人專政、南北紛爭的現狀，一戰結束后，許多時人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們對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執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據國民黨元老黃郛的夫人沈亦云回憶，當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寫《歐戰后之中國》一書時，黃頗躊躇。嚴修對他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于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黃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書（沈亦云《亦云回憶》）。

　　陳獨秀也曾對“文治主義”寄予厚望，他說：“現時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是文人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陳獨秀《歐戰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

　　當時，青年的學生心中也對“文治”充滿了期待。據歷史學者郭庭以回憶：“我們最不喜歡看到國家分裂，不喜歡內戰，而徐世昌是反對南北戰爭的。”

　　文人總統的和平命令印證了知識青年的愿望，在開封慶祝徐任總統的大會上，他們心里“充滿了快樂”。歐戰結束，“學生們又大為高興，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不僅國與國間沒有戰爭，眼看國內也將和平統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著莫大的希望”（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與政治》）。

　　“文治”難行

　　深孚眾望的徐世昌上臺之后，首先便是貫徹其“偃武”的主張。

　　有感于內外輿論的有利形勢，徐世昌就任第15日便簽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開各省督軍會議，奉督張作霖、直督曹錕、皖督倪嗣沖、魯督張懷芝、吉督孟恩遠、豫督趙倜、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晉督閻錫山等9省督軍應邀到京。除此之外，綏遠都統蔡成勛、淞滬護軍使盧永祥、黑龍江、湖南、甘肅、陜西、江蘇、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參戰督辦段祺瑞等也都參加會議。會議連開兩日，各路軍閥一致表示，服從總統，贊成和平，收束軍隊，整理財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線部隊部隊停戰休兵。

　　一時全國和平空氣甚為濃厚，徐世昌欣然自得，顧其左右說：“和平統一之時機已至，不可失也，中國安危其在此一舉了乎！”

　　如果說一開始對于和平極為樂觀的輿論環境，還會令徐世昌頗為躊躇滿志的話，那么當真正行動的時候，他才漸漸意識到，一個手無實權的總統，在軍人之間周旋，是如何無能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會議上，南北軍閥均擁兵自重，互不相讓，尤其北洋實力派段祺瑞堅持“武力統一”，令和談難有進展。當西方外交團頻頻向徐催促和會進行時，徐世昌無奈地感慨道：“我一個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議和未果，同樣，徐世昌的“偃武”主張在處理軍隊問題上也舉步維艱。他原本打算“以文轄武，廢督裁兵”，集中兵權于陸軍部，各省省長悉數由中央改派文人擔任等等。這些措施對于各派軍閥來說，簡直就是與虎謀皮，到頭來，文人徐世昌所設想的一切“偃武”主張，在恃兵跋扈的軍閥面前，都成了紙上談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軍閥混戰的局面不僅未能緩和，而且更有愈來愈糟的趨勢。各地軍閥為擊敗對手，爭奪地盤，大肆擴軍。據資料顯示，1918年，北洋政府陸軍人數就已超過85萬人以上，僅到1919年初，陸軍規模就已增至138萬人，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手下的雜牌部隊。軍隊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軍費開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超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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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武”的悲劇，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張也受到連累。徐就職之時，面臨的財政問題也十分困難。迫于歐美主張停戰和談的壓力，日本債款之余額已停止撥付；財政、交通兩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為黨費開銷；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稅款，但仍向政府催索軍餉；當時歷來外債又先后到期，債權國催促急如星火，而國庫空空，無法應付。

　　八校聯名索薪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國立高校的教育經費，已經積欠數月未發。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陸續宣言暫行停止職務，并聯合八校教職工共商辦法，一同與政府作具體交涉。15日，八校教職工代表在美術專門學校舉行會議，推舉北大馬敘倫為“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會后，由北大代表馬敘倫、陳世璋、法專代表姚憾攜帶呈文，往謁國務院總理面遞。

　　此后，國立八校教職員交涉多次，亦無結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體辭職，教育部長范源廉、次長王章怙已無法應付以提出辭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學亦以罷課為聲援，風潮愈行擴大。

　　當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經費，對于總統及教育部而言，確實也有十分的難處，足見那時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僅難以執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為得勢，國庫帑藏首先被用作軍費及軍閥們的享用。據資料記載，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協濟之教育款項，就被挪用充作曹錕張作霖來京的招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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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教職員聯席會于6月3日集議，當天即到教育部，請馬次長暨八校校長，與教職員代表，同往總統府，“向總統陳述政府摧殘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負維持教育之責任等情”。到了這日（六月三日），北京國立八校的教職員既決議向徐世昌說話，公立中小學教職員也自動臨時加入，還有小學以上的學生也共同來做教育經費運動，一共有上萬的人，都齊在教育部內，請馬代部長率領往總統府見徐世昌。”（沈云龍《徐世昌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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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對文治的失望

　　馬敘倫的記敘中，依稀可見的還有士人對于當日“文治主義”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總統后，“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標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區別于北洋軍閥”。為此，他特于總統府內成立晚晴移詩社，定期與遺老、名流飲酒賦詩、研究書畫。然而也就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約，其“文治”的主張再無更多的表現，對于政治的進步更是幾無貢獻可言。

　　對此，曾一度憧憬著“文治”的士人不免頓感失望。徐世昌上任僅一年光景，李大釗就曾揶揄說：“武人專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亂——已經把我們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總統出來，掛了文治主義的招牌，吾儕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點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亂’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見了兩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國慶日不閱兵。大概文治主義作到這樣，也算是盡其能事了！”

　　真正損毀其“文治”形象的，則與徐世昌對“新思潮”的態度相關。沈云龍在《徐世昌評傳》中寫道：“徐氏執政時之‘五四’運動前后，適當中國學術社會之轉型期，思潮泛濫，情勢大異，外國學者杜里舒、杜威、羅素均曾先后來華講學，新知啟發，為時所尚；而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馬克思、恩格斯學說，亦以譯介輸入，洶涌澎湃……”

　　當此情勢，徐世昌卻大力提倡顏（顏元）、李（李塨）之學，主張講務實去空談，以救時弊；又下令學校尊孔讀經，研究國故，督飭學生專心讀書，不得干預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學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極為不滿。

　　徐總統聲譽掃地

　　1921年6月3日，索薪請愿師生來到總統府時，新華門早已關閉，門前布置了隊伍，他們一到，就被阻攔。“以堂堂民國政府，豈有禁人請愿之理”，他們遂與衛兵理論，令其放行，然后，沖突遂起。

　　事后，國立八校全體教職員發表宣言，對徐世昌的“文治主義”嘲諷道：“猶憶徐總統就職之日，即以文治號召于國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殘，而標榜文治之總統，竟坐視閣僚之辱蔑師德，摧殘教育，而若無睹。迨教育界起而謀救起之方，又復縱令衛兵行兇傷人，濺師儒學子之血于文治總統白宮之前，而國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壞于徐氏文治旗幟之下。此誠國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總統的第三個年份，也是內政外交最令其煩擾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實，已無可挽救；在南方，粵桂湘鄂之間的戰事，依然征伐不止，對于戰亂紛爭的日子，人們已不堪其苦，但大總統也有心無力，只有徒然悵恨而已。不僅如此，各地罷工、學潮也是此起彼伏，這些的背后都暗藏著令人棘手的問題。它們不斷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著一重又一重的陰影。又一年后，這位民國史上唯一的文人總統就落寞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