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胡蘭畦與國共兩黨許多名人都有密切的關系，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一位傳奇女性。茅盾小說《虹》中所描寫的成都“五四”新女性“梅女士”，就是以胡蘭畦為原型塑造的。胡蘭畦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為高爾基守過靈，并在抗戰期間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女將軍。

　　逃婚到走上革命道路

　　胡蘭畦，1901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醬園公所街一胡姓世家。祖上胡大海曾是明代開國功臣，其父是袍哥大爺，崇奉以義氣相尚，一直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1921年，胡蘭畦從成都毓秀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被父親許配給表哥楊固之。楊固之是一個勢利商人，胡蘭畦不喜歡他，便只身從成都逃到川南瀘州當了一名小學教員，自己開始獨立謀生。胡蘭畦長得非常漂亮，四川軍閥楊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遭到拒絕。著名作家茅盾的女友秦德君把胡蘭畦的故事講給茅盾聽，茅盾很感興趣，把它寫入了自己的小說《虹》中。不久，胡蘭畦考入川南師范學校讀書。

　　1923年春，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陳毅擔任了重慶《新蜀報》的主筆，寫出大量詩文，抨擊當時黑暗的軍閥政治，在四川知識界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胡蘭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個。她直接到報館尋找陳毅，他們從此成了親密的朋友。

　　不久，胡蘭畦和川軍青年軍團、川軍第三師政治部副主任陳夢云結婚。1926年春，胡蘭畦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廣州結識了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結識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孫中山的親密助手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與宋慶齡對胡蘭畦的一生有重大影響，稱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護神。1926年秋，在北伐戰爭高潮中，胡蘭畦離開以何香凝為部長的中央婦女部，前往北伐前線，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被編入女生隊。在此，胡蘭畦見到了好友陳毅。

　　1927年4月的一天，陳毅約胡蘭畦到武漢黃鶴樓的一個飯館吃飯。席間，陳毅問：“你到軍校有幾個月了，入黨了嗎？”胡蘭畦垂下頭說：“還沒有。我向黨組織申請過，但是李淑寧（即趙一曼）讓我與陳夢云離婚，與他切斷經濟聯系。但我曾對陳夢云說過，只要他永遠革命，我就永遠不和他分離。現在，我怎么能無緣無故與他離婚呢？”陳毅表示理解。他后來曾為胡蘭畦入黨的事情找過女生隊黨小組負責人李淑寧，但是無果而終。

　　不久，胡蘭畦的丈夫陳夢云以及曾任川軍第三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范英士也到了武漢。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汪精衛也蠢蠢欲動，悍然解散了武漢中央軍校。在中共黨組織的爭取下，武漢中央軍校被改編為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8月1日，教導團奉命東征討蔣，準備開拔的前一天，陳毅特地從武昌到漢口，向好友陳夢云、胡蘭畦及范英士等辭行。

　　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代理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和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湘鄂贛婦女運動指導委員。1929年，她被蔣介石親自點名驅逐出江西省。是年，胡蘭畦以江西省救濟院孤兒所兼婦女教養所主任的名義赴歐洲考察社會救濟事業。1930年，胡蘭畦抵達德國后，與何香凝、廖承志母子倆共居一所。同年，經成仿吾介紹，胡蘭畦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成為中共黨員。

　　坐過納粹法西斯的監獄

　　1931年，胡蘭畦陪同宋慶齡回國參加宋慶齡母親的葬禮。同年10月，宋慶齡通過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和陳翰笙的幫助，送胡蘭畦再度赴德繼續學習。當時，德國的法西斯勢力猖獗，日本已強占了中國東北三省。為了團結更多的留學生抗日救亡，旅德華僑和留學生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旅德華僑反帝同盟”，胡蘭畦任主席，成員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劉思慕等人。

　　當時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受國民政府駐德大使館控制，他們力圖把抗日救國納入擁蔣反共的軌道。其中的共產黨成員，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等人的影響，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意義理解不夠，以極左的宗派情緒對待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領袖，散布流言蜚語。他們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黨員同宋慶齡及馮玉祥等反蔣將領有任何接觸。在這種背景下，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被開除黨籍。若干年后在復查時才知道，當時胡蘭畦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盡管她擔負這一任務事先是經黨組織同意的。

　　胡蘭畦上訴到共產國際。德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委托，派議會黨團負責人奧·托堡調查解決，在托堡和閔岑貝格的幫助下，德共為胡蘭畦恢復了黨籍。胡蘭畦在回憶錄中說：“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沒有異議，但內心卻并不愿意照著執行。果然，會議結束后，他們仍沒有立即將黨證發還給我，也沒有再通知我開過會。”此后，胡蘭畦沒有黨證，在回國后也沒有能夠接上組織關系，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動。

　　1932年12月，根據德國共產黨的決定，胡蘭畦在柏林體育館舉行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控訴日本侵華罪行。在會上發言的還有德共國會議員瑪麗亞·愛塞，二人從此結識。1933年春，希特勒上臺，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胡蘭畦同德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工作人員費茨·新田合作，印發傳單，因而被捕，關入女牢。宋慶齡和魯迅等人以“民權保障大同盟”的名義，向德國駐上海領事館提出抗議。三個月后，胡蘭畦獲釋。

　　由于愛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議員身份出面擔保，胡蘭畦才得以暫留德國。不久，胡蘭畦再度被驅逐出境。離開德國以后，胡蘭畦迫于生計，在巴黎一家猶太人辦的園藝學校半工半讀。她利用這段時間，寫出回憶錄片斷《在德國女牢中》，陸續在亨利·巴比塞主編的《世界報》上發表。胡蘭畦的文章以親身經歷揭露德國法西斯對進步人士和無辜群眾的殘酷迫害，也記述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女囚對法西斯的仇恨和機智、頑強的斗爭，文章立即被譯成俄、英、德、西四種文字，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普遍贊揚。1934年，她參加了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還在會上作了即席演講，講述了她遭受希特勒殘酷迫害的經歷。高爾基深為感動，當即請在座的蘇聯副總理兼外長設法挽留胡蘭畦，她因此留在蘇聯寫作。高爾基在舉行的小型家宴上，向其他蘇聯文學藝術家介紹胡蘭畦時，稱贊她“這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

樹格罪驗擦修爾素功爐原先廠賀僅滲末給盾多封爺途未內倒蝕及傾治暴威崗頓救略神獻正接畜勁臺霧廣林波情罪堂混擺而析跡藏呼去靜除徑動雄

　　1935年，胡蘭畦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的委托，前往香港從事抗日統戰工作。目睹日寇的燒殺淫掠，胡蘭畦非常氣憤，她自告奮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辦的女工補習學校中招了10個女青年。1937年10月5日，胡蘭畦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當天下午，女兵們向何香凝告別，奔赴抗日前線。何香凝問大家：“上前線隨時有生命危險，你們怕不怕？”團員們齊聲回答：“不怕！”何香凝見大家決心這樣大，非常高興，她勉勵女兵們到軍中要好好工作，為抗日的士兵和民眾服務。

　　胡蘭畦率服務團在各戰區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地救護工作。在松滬抗戰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殺敵的動人故事。東林寺是敵我雙方爭奪的制高點，我方一個排守衛在這里。在敵人的輪番進攻下，我方士兵大多傷亡，只剩下排長胡玉政和班長潘玉林兩個人了。最后敵人沖進廟里來了，胡玉政的子彈也用完了。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胡玉政抓起一把鐵鍬，對著一個敵軍官的腦袋，用力猛砍，敵軍官立即倒地。敵軍官一倒，其余日寇嚇得回頭就跑。班長潘玉林從后邊連發幾槍，又打死了幾個敵兵。就這樣，他們打退了敵人的又一次猛攻，堅守住了東林寺陣地。胡蘭畦將這個英勇殺敵的故事加工編寫成京劇《大戰東林寺》，在前線慰問演出，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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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服務團隨軍撤離上海，其后輾轉于八個省的抗日前線從事抗戰宣傳，為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8年初，服務團來到南昌。此時，項英、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在南昌組建新四軍。黨組織決定在服務團中建立一個黨支部，原來的9個共青團員全部轉為共產黨員，支部由陳毅直接領導，不與地方黨發生關系。

　　大革命失敗后，胡蘭畦與陳毅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久別重逢，彼此喜悅之情難以言表。胡蘭畦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也提到了與陳夢云離婚的情況。為了解決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陳毅給鄧穎超和蔡暢寫了一封信。到達武漢后，鄧穎超把陳毅的信轉給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王明很快召見了胡蘭畦。王明說：“陳毅的信我看了，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讓你繼續在外面活動，不要發生橫的聯系，以后就與我直接聯系。”胡蘭畦問自己的黨籍問題怎么解決，王明說：“中國共產黨沒有發黨證，你的黨組織關系就是與我直線聯系。”終于接上了黨的關系，胡蘭畦很高興。但是后來王明受到批判，胡蘭畦的黨籍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1939年夏，胡蘭畦來到陪都重慶。不久，蔣介石給胡蘭畦發了一個委任狀，任命她為國民政府軍委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少將指導員，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戰區工作。她利用這個特殊身份，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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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離開新四軍后，胡蘭畦一直關注著陳毅的安危。1947年6月，國民黨的報紙用觸目驚心的大幅標題刊登“陳毅陣亡”、“陳毅斃命”，還用大幅版面詳細描述“陳毅追悼會”的經過。胡蘭畦得知后十分傷感，后來她又接到陳毅父母來信詢問，便決心贍養二老，把成都東門外的一處果園、田地、房屋，全部給二老作養老之用。

　　建國之后受誤解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胡蘭畦過去在國內外與國共兩黨眾多高級人物的復雜關系，使她受到了誤解。但胡蘭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按照黨章對共產黨員的要求，按照政府的有關政策、法令，主動地去做黨員應做的事。

　　50年代初，胡蘭畦打聽到陳毅在上海擔任市長，就來到上海找到他，談了自己的情況。當時胡蘭畦還沒有恢復黨籍，但陳毅相信她，給她寫了封介紹信，介紹她到北京工業學院工作。后來，胡蘭畦擔任北京工業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總務處處長，主要辦理學生伙食。

　　由于胡蘭畦的復雜經歷，在建國以后，她成了歷次政治運動的“運動員”。“三反”、“五反”時，她被揪了出來，被指責貪污了學生的伙食費，是貪污分子。“反胡風運動”時，她又被打成“胡風分子”。后查無實證，被平反。1957年反右斗爭中，胡蘭畦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在改造中，她學會了燒窯，學會了各種農活；她還自學針灸醫術，勞動之余，替當地農民治病，受到農民的敬愛和歡迎。

　　1975年，退休后的胡蘭畦主動要求回四川養老。1978年平反后，胡蘭畦重新入黨，并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但此時她沒有忘記別人的冤假錯案，積極為一些同志的冤假錯案奔走，為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呼吁，盡自己的所能，找材料做證明。胡蘭畦不顧自己年老、多病，為四川老齡事業奔走，她看到一些老年人，特別是無生活來源的老年人，兒女不贍養，還受到媳婦的虐待，她以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向有關領導談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提建議；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時，又向大會提提案，并寫信給鄧小平同志，要求將老人組織起來，開展多樣化的有益活動，并建議建立老年康樂園。鄧小平很支持胡蘭畦的意見，將信轉給國務院有關部門，使四川的老年事業得到中央、省有關領導的支持。胡蘭畦與其他熱心老年事業的同志一起，先后辦起了老年大學、老年康樂園。康樂園內有八十多個床位，將無依無靠的老人收進康樂園住。為“老有所學，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盡到了她應盡的責任。

　　胡蘭畦革命一生，兩袖清風。她說：“這輩子只知道趕著時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時被礁石碰得頭破血流，也只能獨自舔著流血的傷口。”1994年12月13日，胡蘭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