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漠視的預言家
無論丘吉爾有多少身份，他首先是一個政治家。從他1900年當選議員步入政壇算起，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他的政治生涯有六十多年，其間他數次穿梭于內閣，在1940年和1951年兩任英國首相。
不過，丘吉爾作為政治家的所有偉大與榮耀，都是來自二戰，他拯救了瀕臨戰敗的英國，而戰爭成就了他的偉大。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自動忽略那個1900～1940年期間的政治家丘吉爾，雖然他多次當選議員，做了頭銜不同的內閣大臣（殖民事務、商務、內政、海軍、軍需、陸軍、空軍、財政），但對當時的他最恰當的評語可能還是“平庸”。
請原諒，我竟然遺漏了丘吉爾在二戰前的一大閃光點——預言家。在二戰前那個綏靖主義盛行的年代，丘吉爾幾乎是英國政壇唯一始終大聲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對裁軍的異見分子。
很不幸的是，二戰前的英國完全沉迷于首相張伯倫的浪漫和平主義之中。當1938年9月張伯倫和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得意揚揚地高喊著“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國時，丘吉爾卻在議會公開宣稱“一切都結束了”，“不要以為這就是結局，這僅僅是算賬的開始”。
自然，一年后二戰的爆發完全證明了丘吉爾的預見。如果二戰沒有爆發，對于英國和全世界固然是大幸，但丘吉爾就會喪失可能是成就他偉大的唯一機會。或者這么說，英國歷史上至多會多一位有“先見之明”的政治預言家丘吉爾，而世界歷史上會少了一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2002年BBC票選結果）。
政治家可以怎樣偉大
談論大政治家丘吉爾，必須回到二戰。在我看來，丘吉爾在戰爭中的政治貢獻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在戰爭的逆境中，丘吉爾顯示出了近乎非理性的勝利信心和不屈的戰斗意志。
丘吉爾是在1940年5月10日傍晚成為英國首相的。他從前任張伯倫手上接過的是一個面臨崩盤的爛攤子，從空中、陸地到海洋，大英帝國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連續挫敗。丘吉爾上任后僅僅一周，德軍就攻破了法國的戰爭圖騰馬其諾防線，法國戰敗已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上任后，丘吉爾很快就在下院發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說，大大鼓勵了沉浸于失敗情緒當中的議員老爺們，“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奉獻給大家”。演說的關鍵詞是“戰斗”和“勝利”，前者針對國內與希特勒媾和的聲音，后者針對的是失敗主義者。“你們會問，我們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們的政策是努力戰斗，在海上、陸地上、空中，盡展上帝所賦予我們的全部力量，與一個有史以來從未見過的殘酷暴君戰斗，這便是我們的政策。你們會問，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能夠用一個詞來回答你們，這就是——勝利”。
戰局的發展很快就證明了丘吉爾的“大話連篇”。僅僅兩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聯軍已經全面潰敗，被德軍包圍在敦刻爾克。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國人。盡管英軍從敦刻爾克成功撤退，但實際上他們將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那里，英國正面臨被德國全面入侵的風險。丘吉爾此時的樂觀再次令人瞠目結舌。當英國國家美術館館長建議把最貴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時，丘吉爾真誠地回答：“一件都不用送走，我們會打敗他們的。”
從各種資料來看，丘吉爾在二戰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簡單歸結為“鼓舞士氣”那么簡單，更準確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英國會迎來最后的勝利，哪怕眼前的戰局令人絕望。
無論如何，英國人被這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深深打動了，即使天空中布滿了德國空軍的“黑十字”。當丘吉爾視察一個有數十人喪生的防空洞廢墟時，幸存者和死者家屬幾乎將他淹沒，他們迅速將悲傷拋之腦后，大聲向丘吉爾喊道：“我們知道你會來的，我們能經受得住德國佬的轟炸，并狠狠地回擊他們！”
丘吉爾的信心顯然比德國空軍的所有炸彈加起來還要充足。他發表了無數令人難忘的勝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們會取得勝利，就像相信太陽明天會升起一樣”，“按照現在的轟炸速度，德國人大約要花10年時間才能毀掉倫敦，不過在10年結束之前，會有很多事情發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納粹政權身上”。后來的歷史證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爾“咒死了”。
希特勒可能至死都無法明白，為什么法國人投降了，大半個歐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國了，但英國人仍然孤軍奮戰，在看似絕無希望獲勝的戰局下，一次次拒絕了他“寬宏大量”的“談判呼吁”。
答案其實很簡單，他碰上的是丘吉爾，一個看似忽略一切現實條件的死硬樂觀派。可以將蔣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給丘吉爾先生：“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
很快，丘吉爾就驚喜地發現，英國終于不是孤軍奮戰了。
此時也就順勢進入第二點了，當德國入侵蘇聯之后，丘吉爾迅速拋棄了自己的反共立場，一手組建了“抗德統一戰線”。
1941年6月22日上午8點，當丘吉爾得知德軍入侵蘇聯之后，他的第一句話是：“告訴BBC，今晚我要發表廣播講話。”
“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我并不想收回我說過的話。但是，這一切，在正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的對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爾在這次著名演講中一開始就表達了他“不念舊惡”的決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國的危險就是我國的危險，就是美國的危險;俄國人民為保衛家園而戰的事業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業”，“我們將盡力給俄國和俄國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們將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樣的方針，并且同我們一樣，忠誠不渝地推行到底”。
如果說此時的斯大林還在將信將疑的話，第二天，他就聽到了一則讓他打消疑慮的好消息：6月23日，為了盡可能減輕蘇聯前線的壓力，丘吉爾下令英國空軍對法國北部的德軍軍事目標實施一系列密集轟炸。幾天后，丘吉爾又給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禮：英國情報人員破譯的德軍東線戰場情報。
盡管丘吉爾在內心中并未摒棄他對蘇聯的仇恨（這可以在幾年后的“鐵幕演說”中看出），但他此時對蘇聯的種種援助無疑是真誠有力的。在蘇聯抵抗德國最危急的時刻，丘吉爾派出的船隊冒著種種危險通過北極航道向蘇聯的軍港輸送了一船船救命的戰備物資。
如果說蘇聯的參戰讓英國擺脫了孤軍奮戰的危局，那么，僅僅幾個月后，丘吉爾將迎來他盼望已久的戰爭盟友——美國。
這也就進入了第三點，丘吉爾在二戰中一以貫之的國策：盡一切力量爭取美國的援助。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丘吉爾在知道美國遇襲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飾他如愿以償的滿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回憶，當時他就斷言“我們終于贏得了這場戰爭”，“希特勒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墨索里尼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至于日本人，他們將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過就是“把占壓倒性優勢的力量予以適當的運用罷了”。
“珍珠港事件”爆發兩周之后，丘吉爾來到華盛頓會晤羅斯福。在那里，他獲得了羅斯福“先歐后亞”的承諾，美國的資源將首先用于解決德國。
從那時起，孤膽英雄丘吉爾就變成了羅斯福身邊的配角。丘吉爾清楚地知道，為了戰爭的勝利，他必須收斂“日不落帝國”首相的高傲，向新貴盟友俯首稱臣。
我想，這也正是丘吉爾的偉大之處。
1955年4月，丘吉爾在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內閣會議時，給他的同僚們留下最后一條建議：“不要和美國人分開。”
直到今天，英國的政治家們依然遵循著這條政治箴言。
三流的軍事家
是的，丘吉爾帶領英國打贏了一度陷入必敗之局的那場戰爭，但或許丘吉爾本人都不愿意承認的是，是他在政治上的卓越領導能力幫助他打贏了戰爭，而不是他那糟糕的軍事指揮能力。刻薄一點說，后者添的亂沒有改變戰爭大勢，就謝天謝地了。
一戰中，丘吉爾任英國的海軍大臣，但他這一段經歷最讓世人所銘記的是，他的堅持導致英國在奧斯曼帝國的達達尼爾海峽陷入了一場可怕的消耗戰。在加里波利戰役中，協約國軍隊損失數十萬兵力，是一戰中英軍最為屈辱的幾場敗仗之一。結果是，丘吉爾被免職，而他的對手凱末爾則因此成為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他曾不厭其煩地推銷著自己的戰爭哲學：應該躲在戰壕中消滅敵人，不要將寶貴的兵力耗費在進攻戰之中。二戰爆發之初，丘吉爾就被迅速“打臉”，他的戰爭哲學和法國人的馬其諾防線一塊兒被德國人的閃電戰碾壓得粉碎。
在軍事上，丘吉爾的“天才”和希特勒高度一致：酷愛跳過正常的軍事決策程序直接向前線發報，而且慣用“死守”“戰至最后一彈最后一人”等措辭來指揮前線戰事。從北非到東南亞，處處可以見到這位“天才軍事領袖”的語錄飛過。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英軍很多明明可以提前突圍的戰事因此變成了被包圍全殲的慘敗。
丘吉爾作為軍事家的巨大幸運是，他后來碰到了不太聽他話的蒙哥馬利，同時，他有著“無窮”的美國彈藥和裝備可以用來“射擊”。更大的幸運在于，英國竟然頂住了丘吉爾的“負能量”打贏了，否則他會像希特勒一樣背負著無數亂指揮的段子被后世嘲笑。
過時的帝國主義者
1940年6月，丘吉爾在一次演說中激勵英國民眾：“讓我們勇敢地承擔我們的責任，以便在大英帝國存在一千年之后，后世可以說：‘這是先輩們最光輝的時刻。’”
丘吉爾當時肯定無法想到，短短二三十年之后，這個幻想中的“千年帝國”就成了歷史的塵埃。大英帝國明明打贏了二戰，卻輸掉了帝國。
從青年時代開始，丘吉爾就是一個狂熱的帝國主義者，對于丘吉爾而言最大的悲劇是，這樣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偉大政治家，這樣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帝國主義者，竟然眼睜睜看著大英帝國在他眼前土崩瓦解，而他卻只能束手無策地在一旁見證歷史。
或許可以這么說，當丘吉爾決定要同德國死磕之時，大英帝國的命運就已注定。為了與強敵作戰，丘吉爾基本上賣空了帝國，將所有的黃金儲備都交給了美國換取武器裝備。一個喪失了經濟實力的國家還能奢談什么帝國呢？
更何況，丘吉爾所選定的盟友美國偏偏是英式帝國主義的天敵。羅斯福曾諷刺說“英國人會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據為己有，哪怕是一塊石頭或一顆沙粒”，其中的鄙夷之意躍然紙上。有一次，羅斯福逼迫丘吉爾將香港歸還中國，甚至還魯莽地提出了印度問題，從而引起了丘吉爾的大爆發，后者反擊說應該派一支監察隊到美國南部調查一下。
“四五十個國家對大英帝國的存在指手畫腳……在我們全力奮戰之后……我不認為應該把大英帝國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審判。”丘吉爾一再強調“別插手大英帝國”，1942年11月他還暴怒地聲稱，他擔任英國首相不是為了“負責大英帝國的清算”。但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之下，他也只能憤憤不平地承認，“大英帝國正被排擠出局，或者說被排擠到了懸崖邊緣”。
如果都是“國外敵對勢力”也就罷了，最讓丘吉爾失望的是，飽嘗戰爭之苦的英國民眾也不想再為帝國的存亡付出任何代價了。
從更廣闊的意義上來說，在對德勝利后不久，丘吉爾慘敗于大選即是拜大英帝國所賜。邏輯也很簡單，英國民眾迷戀于工黨候選人艾德禮所承諾的那個福利社會，而建設福利社會必然意味著削減軍費、刀槍入庫，維持大英帝國在經濟上已經喪失了可能性。相應地，英國民眾對于丘吉爾所向往的那個“帝國迷夢”已然失去了興趣和信心，經濟的窘迫讓英國普通人無力再去負擔這個昂貴的夢。
帝國主義者丘吉爾是偉大的，他為大英帝國保住了最后的榮耀。尼爾·弗格森在《帝國》一書中對此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在取悅還是反抗歷史上最邪惡帝國的問題上，大英帝國作出了正確的選擇，“甚至是丘吉爾這樣頑固的帝國主義者，當希特勒提出讓大英帝國與納粹化的歐洲一起生存的骯臟交易后，丘吉爾很快拒絕了這一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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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阻止德意日三國法西斯建立他們的邪惡帝國，選擇戰斗的丘吉爾帶領英國人民放棄了自己的帝國。這難道不是大英帝國“最輝煌的時期”嗎？這難道不是帝國主義者丘吉爾送給大英帝國最好的禮物嗎？